生育意愿下降背后的社会需求博弈

2019-12-04 02:35:15 来源: 证券时报

  【观潮咏叹】

  高收入者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,而不是“养儿防老”,但在缺乏保障的低收入群体中,孩子依然是其重要的保障来源。

  卓泳

  近期网上有一组数据引发热议:2019年出生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,预计只有1100万左右。虽然这数据已被证实并不可靠,但新出生人口数量逐年下降已成不争的事实。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新出生人口数量和增幅来看,在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之后,除了2016年的增量较大之外,从2017年开始新出生人口数量就开始大幅下降。

  前几天,国务院还印发了《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》,指出,将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,应从财富储备、劳动力质量、养老服务等多个方面来应对养老问题。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目前达到什么程度?数据显示,我国从2000年到2018年,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.82%上升至10.92%,而按照国际惯例,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7%以上为老龄化社会。

  有趣的是,近期有另一组数据却出现大幅增长。在刚结束的“双11”购物节上,天猫国际公布的数据显示,在最受欢迎的进口商品中,猫主粮超过了奶粉,荣登榜首,而排在最受欢迎进口品牌第三四位的也是宠物主粮。此外,《京东数科研究院:线上生活消费数据报告》显示,在2016年到2018年间,本该是生育黄金期的90后的萌宠支出指数大幅增长,且每年保持近50%的增幅,却在“养娃支出”上不升反降。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如今朋友圈“晒娃被屏蔽,晒猫大获赞”的问题了。

  生育意愿的下降现象在90后身上开始愈演愈烈,笔者身边许多90后也表示“不想生”。究其原因,一方面,这个群体正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中流砥柱,许多人的事业和收入都处于拼搏上升的阶段,养娃将使其不堪重负。但其实更关键的原因是,传统的生育文化已逐渐开始瓦解,新的生育文化正在被重塑。

  是什么推动着新的生育文化形成?笔者认为,现代金融保障体系的建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众所周知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一个家庭最基本的特点是有后代、子女,才不枉此生,子女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有个很重要的功能,就是“养儿防老”。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、借贷、投资基金、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的前提下,生儿育女,最好生儿子,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,说白了,在物质层面来看,子女就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,或者为自己未来买的一份保险,是一个人老年生活的最主要依靠来源。

  但社会的高速发展,除了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外,金融体系内的保障体系发展也日渐成熟,各种境内外金融产品、金融工具、商业保险等都可以给一个人的一生提供不同阶段的收益和保障,“养儿防老”在物质上的必要性自然受到很大的冲击,功能也大大减弱。因此,生儿育女的目的已经逐渐转变为一种家庭精神需求,因为在家庭社会学看来,家庭的凝聚核心很多时候是孩子,孩子在维护和凝聚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整个家庭的愿景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和孩子密不可分。

  这在一些学者的调查中可以得到印证。经济学家陈志武在著作《金融的逻辑》中提到,他曾经在北京、丹东、徐水县以及河南的三个村里做过一次调查,当被问及“你为什么生孩子”时,北京只有12%的人说“养子防老”,而三个村平均有69%的人说“养子防老”,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;当被问及“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”时,北京有55%的人说“是”,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%的人说“是”,丹东和徐水仍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。在这几个城市中,北京的收入水平最高,丹东市次之,徐水县第三,而河南的那三个村最低。由此可以看出,高收入者更倾向于购买各种金融保险产品,其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,而不是“养儿防老”,但在缺乏保障的低收入群体中,孩子依然是其重要的保障来源。

  不难看出,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正在改变当下的生育文化,而在农村,生育文化依然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儒家价值观,生儿育女依然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。未来,这种城乡之间的分化是逐渐趋同,还是会继续分化,或许最终还是由社会需求来决定。

  (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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