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2日，48位在中国市场分发iOS应用的中小开发者联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《关于苹果（AAPL）公司滥用中国市场垄断地位的开发者联名举报信》，指控苹果（AAPL）在中国市场存在限定交易、差别待遇、搭售及不公平高价等行为，并要求苹果（AAPL）开放第三方应用分发、应用内第三方支付、外链支付渠道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3月，苹果（AAPL）公司曾主动在中国市场降费，即从3月15日起，苹果（AAPL）首次下调了中国市场AppStore应用内购买（IAP）费率：标准企业由30%降至25%，小型企业等特定业务由15%降至12%，并提出“中国最低费率承诺”。
但在中国众多开发者看来，这种“挤牙膏”式的降费，更多是苹果（AAPL）公司为了应对中国市场愈加高涨的抗议声浪。在欧洲、日本及最近的巴西，苹果（AAPL）不但降低了IAP费率，还开放了第三方分发和外链支付，由于选择增多，当地开发者支付的苹果（AAPL）税实际要远低于中国市场。
据《每日经济新闻》报道，当前，海外开发者可通过第三方分发（5%）、外链支付（10%~15%）等渠道把综合费率降至5%，中国开发者在没有任何替代渠道可选的前提下，仍被强制征收25%或12%的“苹果（AAPL）税”。
“苹果（AAPL）税”是依托iOS封闭软硬件生态搭建的完整收费体系，其核心载体是强制绑定的IAP机制，而这套机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，根源在于苹果（AAPL）掌握软硬件一体化闭环。在iOS生态发展初期，市场规模快速扩张，苹果（AAPL）与开发者能够共享增量红利，双方利益兼容。但如今iOS已成长为具备绝对支配力的超级平台，仅中国市场的活跃iOS用户规模就有上亿。
在平台高度成熟的阶段，高额“苹果（AAPL）税”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：一方面，固定高比例抽成压缩中小开发者利润空间，抑制了创新；另一方面，这些成本实质最终由消费（883434）者承担，损害消费（883434）者福利。
全球多地监管机构已针对“苹果（AAPL）税”出台约束政策，欧盟《数字市场法案》是最具代表性的治理范本，其核心依据是认定苹果（AAPL）属于“数字看门人”，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、限制竞争、剥夺消费（883434）者选择权的垄断行为。欧盟多次对苹果（AAPL）开出巨额罚单，苹果（AAPL）也多次申诉，但欧盟坚定认为，苹果（AAPL）未能证明封闭支付、单一分发具备客观必要性，这些理由不能成为垄断限制竞争的借口。紧随欧盟监管经验，日本、巴西也选择跟进。但在中国市场，苹果（AAPL）仅完成小幅费率下调，支付与分发渠道壁垒纹丝不动。
中国市场是苹果（AAPL）的核心市场，本土开发者对iOS生态的贡献度远超日本、巴西等区域市场。数据显示，中国AppStore生态年交易规模在2023年就超过3.76万亿元，中国 AppStore近90%的下载量和95%以上的开发者营业额均来自中国开发者创作的App。庞大的用户基数、海量本土开发者持续为苹果（AAPL）创造稳定服务收入，支撑AppStore全球营收增长。从市场公平角度，体量更小的日本、巴西都能获得开放第三方支付、降低综合费率的政策，规模更大的中国市场，理应享受无差别的公平规则，仅靠小幅下调几个百分点的“挤牙膏”式降费，无法匹配市场规模与贡献。
本次48位中小开发者联名举报，业内普遍预判行政监管与司法诉讼难度较大。2024年5月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结国内首例消费（883434）者起诉苹果（AAPL）“苹果（AAPL）税”垄断纠纷案，原告以苹果（AAPL）强制IAP支付、抽取30%佣金构成不公平高价、强制搭售为由提起诉讼，但被法院驳回。参考这一案例，本次48位中小开发者需要测算全行业的利润损失、抑制创新的数据，还要能够论证“佣金显著超出合理经营回报”，这又涉及到对苹果（AAPL）相关业务的收入和成本分析，这些工作的难度都非常大。
站在行业长远发展角度，苹果（AAPL）公司应更有担当，自主开放第三方支付与外链渠道，实现平台、开发者、用户三方共赢。短期看，开放多渠道支付或许会导致收入减少，但长期看，iOS强大的生态红利足以对冲短期损失：经营成本降低后，大量中小开发者留存于iOS平台，新的开发者也会陆续加入，AppStore的蛋糕会越来越大；苹果（AAPL）IAP支付具备一键扣款、统一退款、隐私防护等差异化优势，大量用户仍会主动选择IAP渠道。
更关键的是，开放支付、分发渠道已是全球统一趋势，苹果（AAPL）主动调整规则，也是兑现对中国市场“全球最低费率”的庄重承诺，这份承诺需要兑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