苗夏丽

　　2025年的元旦钟声尚未退去，阿里巴巴便甩出了一则重磅公告——以最高131.38亿港元价格，将所持的高鑫零售（大润发母公司）全部股份出售给德弘资本。

　　这是阿里在短期内接连出售的又一项实体零售资产，另一单交易则是其此前以约74亿元人民币出售银泰的全部股权。

　　接二连三的“断舍离”，让曾经在新零售领域意气风发的阿里巴巴，悄然改写了它的战略版图。

　　时间回拨至几年前，彼时媒体充斥着阿里“豪赌新零售”的报道。2017年，阿里通过淘宝中国控股砸下28.8亿美元，初步入驻高鑫零售；2020年再度追加280亿港元，控股比例达72%，全面掌控大润发。然而，这一对于传统零售行业而言堪称“世纪联姻”的故事，并未按照剧本走向幸福的终章。

　　从数据来看，阿里耀眼的入场资本并未带来相应的回报。2020年高鑫零售（06808.HK）的市值一度高达1000亿港元，但此后却如自由落体般缩水至2024年的180亿港元，跌去八成之多。

　　一个值得玩味的对比是，即便在出售高鑫的最后阶段，其净利润已然实现扭亏为盈，但相较于四年前阿里初入局时的豪情，这样的收益显得捉襟见肘。400亿元人民币的总投入，换来的是一个被大幅缩水的资产包。阿里的这次高调入局和黯然离场，似乎昭示了新零售热潮背后隐藏的更深层的矛盾和时代变化。

　　一场行业幻觉的破灭？资本与零售的矛盾内核

　　阿里巴巴当年的豪赌新零售，带着不容忽视的技术乌托邦式理想主义色彩。在彼时的叙事语境中，“线上+线下”的深度融合被视为历史的必然趋势。然而，大润发的滑铁卢，不仅是阿里策略失误的结果，更揭示出所谓“新零售”模式潜藏着方法论上的缺陷。尽管技术可以极大优化零售业的管理体系——从库存管理到供应链效率——但它真正难以改变的，依然是“人”的一系列复杂行为。

　　实体零售的核心问题，说到底是空间与效率的权衡。传统商超虽然在物流和管理效率上相对落后，但它所营造的购物场景，从某种意义上承载着线上零售难以匹敌的社交和体验价值。而阿里在整合大润发时，却试图通过技术强行植入线上逻辑，将消费者行为数据化、商品流通的效率最大化。事实证明，这样的模式遇到了“心理边疆”的抵抗。

　　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是：新零售强调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其根本动力却来源于资本的逐利本性。当收益与资本无法持续对接时，被定义为“新”的东西反而可能沦为“旧”。消费者或许会暂时为创新尝鲜，但当这种创新脱离消费者的场景需求——如大润发的简化购物体验和高溢价策略时，新零售所失去的不止是客流，更是与其原有场景之间微妙的情感关联。

　　资本的多面性：德弘会带来救赎吗？

　　这次接过高鑫零售资产的是德弘资本，这是一家在亚洲市场深耕多年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。其投资组合包含蒙牛乳业、中国平安等多个领域的头部企业，展示出一贯精准的投资视野。被阿里放手的高鑫零售是否能迎来“重生”，将成为接下来的观察重点。

　　但更有意思的是，德弘资本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入局，显示出与阿里截然不同的投资逻辑。身为资本运营高手，德弘显然不会以长期亏损作为交易目标。然而，问题在于，德弘是否能够打破阿里留下的“技术化零售”困局，将大润发这种传统商超的价值重新定义？

　　事实上，私募资本的运作本质与大企业持股截然不同。德弘的目标或许并不是追求长期的产业协同，而是通过某种“价值重塑”策略——可能是更迎合本地社区需求的小型化门店，或是直接从供应链优化中获得收益——在短期内提升该资产的估值，随后实现退出。

　　也许，高鑫零售的命运很难讲会转向一条所谓“健康”之途，而是被新的资本逻辑重新评估和碎片化。

　　重中之重：阿里的主动退出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当然，作为重心逐渐转向AI技术和核心互联网业务的阿里，退出大润发并不仅仅是短视趋利。实际上，这标志着整个新零售概念从热潮走向冷思考的一个节点。2023年，阿里明确提出“以用户为中心，AI驱动”的战略核心。这不仅是其公司内部改革的信号，也潜藏着对资本挑战人类消费行为边界的更深反思。

　　这是一场资本自觉的断舍离：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，阿里开始放弃试图“全局掌控”的幻想，转而聚焦互联网流量逻辑更契合的消费场景。盒马、饿了么这些更贴近线上线下（300959）即时需求的生态，似乎正逐渐成为阿里未来主打的核心棋子。而相比之下，像大润发这类既占用大量资本空间，又很难被技术彻底改造的实体资产，成为不得不放手的“弃子”。

　　但问题是，资本对情感、空间这些无形价值的低估，是否又在不断削弱着大消费领域的长期可持续性？一如阿里对实体零售的逐步撤退，其业务聚焦的优先级或许并没有错；但这种优先级的重组，是否反过来显示了技术对生活场景理解的欠缺？

　　断舍离的意义，回归本源与AI时代的焦虑

　　“断舍离”不仅是一种资本逻辑，更是一种对商业本质的哲学性反思。阿里此次剥离大润发以及一系列实体资产背后，折射出“新零售”模式与当代技术驱动商业逻辑的矛盾——当AI技术成为决策核心，商业的“必要性”究竟由谁来定义？这种定义是否正在被技术工具本身所垄断？

　　“用户为先，AI驱动”的战略雄心，表面上展示了阿里对未来商业的坚定信念：通过算法预测行为，精准满足需求。然而，这种效率至上的逻辑隐藏着深刻的悖论——当AI将大数据模型用以优化决策时，它其实在重塑消费者“需求”的边界。商业不再围绕真正的“人”，而是围绕经过算法分析、标签化后的人，甚至那些技术主动创造出的潜在欲望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消费者的选择被简化，空间被收窄，曾经属于实体零售的体验感、社交性甚至某种偶然性，统统被排除在外。最终，技术并非增强了人的自由，而是在“效率”的面具下消解了那些更隐性的需求。

　　阿里的放手表面上是对资源的精简，但它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放弃。大润发之类的实体零售其实模糊着商业与生活的边界，其中承载的情感联结与场景记忆，是冰冷的线上流量和AI算法所难以还原的。但这些无形价值，在技术的削切中被当作“多余”处理。问题在于，当资本与技术携手主导的“断舍离”自信地描绘未来时，我们是否已隐约感受到那个未来过于平滑、过于精准，却也因此显得更加单调和机械？

　　阿里巴巴选择聚焦极致精细化的业务逻辑，以AI带动更快、更轻的商业模式，此举并非错误。然而，这场断舍离的不安始终围绕于一个更大的隐喻：技术让我们高效，却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狭隘。当一切由算法定义，留给人类的自由与可能性到底还剩多少？这是否是新零售真正面临的困局，而我们，是否正在成为巨大的预测模型中的数据点，而非完整的个体？

　　来源：新闻晨报 作者：苗夏丽